当前，在直播间、电商平台购买食品已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但网络的虚拟性与食品消费的特殊性叠加，也将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暴露无遗。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商家利用平台算法、付费刷单引流售卖伪劣食品，有人借直播话术、私聊议价绕开平台风控，还有人批量伪造证照、注册无实体经营的“幽灵店铺”。一旦出事，消费者合法权益往往难以有效保障。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剑指网络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在互联网消费深度嵌入人们生活的当下，如何避免流量工具沦为食品售假帮凶？如何限制突破监管的私域食品商品交易？涉食品经营的虚假证照黑产又该如何从源头斩断？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流量算法不应成为制售伪劣食品的帮凶
“自然结晶”“纯天然无添加”“每斤6元”“买1瓶发5瓶”……一款标示为原装外国进口的椴树蜜，在这些关键词加持下实现“爆单”：日均销售1200单，短短两个月时间销售金额直冲200多万元。直到案发，不少消费者仍以为自己在平台上捡了便宜。
经查，所谓原装外国进口椴树蜜，是河南长葛某村的黄某祥在自家厂房内，利用果葡糖浆、葡萄糖粉、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的假蜂蜜。
黄某祥通过虚假标注产品的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产品，经平台算法推送触达消费者，顺利实现“爆单”。最终，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黄某祥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平台流量机制为什么如此顺畅地把伪劣食品送到了消费者面前？
记者了解到，电商平台主动推送或优先推荐“高性价比”产品，能够提高商品的点击率，大幅提升消费者的信任度，帮助广大消费者快速匹配到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
在蜂蜜案中，黄某祥正是利用了电商平台这一推荐机制，以虚标关键词被算法识别、抓取并推送，进而获得流量、实现旺销。
“技术中立”不能成为算法的挡箭牌。算法把商品推送给哪些用户，电商平台往往比商家掌握更多信息。北京普胜达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张晓娜指出，电商平台通过算法分发流量，其实就是在分发交易机会，获得流量意味着获得销量。
在“两高”发布的另一起案例中，吴某保等3人通过电商平台“付费引流”，把普通奶粉包装成“驼奶粉”虚假宣传销售，以低价噱头面向老年人、学生群体推广销售，销售金额共计40万元。
“付费就能获得曝光位置，付费引流推广相当于将平台和商家的利益绑在了一起。”张晓娜说，这要求平台切实履行网络食品安全“守门人”责任。
征求意见稿提出，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张晓娜认为，对于销售伪劣食品的不法商家，平台应重拳出击，采取限流、封号等措施，最大限度减轻或阻止伪劣食品销售信息在网络上蔓延。
在不法商家被一个电商平台封禁后，还要防止其“换个马甲”继续经营。这就要求治理应实现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共治”的转变。
2025年11月，京东、美团、拼多多、抖音电商等平台共同签署跨平台“黑名单”公约，旨在解决被封禁账号换个账号、换家平台就能“重新入场”的问题；今年6月，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签署自律公约，提出建立跨平台“黑名单”共享机制，对严重违法商户实施跨平台联合约束，实现“一处违法、全网受限”。
张晓娜也表示，上述公约的约束力来自各平台的自律，而各平台之间既有治理合作，也有资源竞争，只有将“黑名单”约定制度化，才能全方位保障网络食品安全。
脱离平台私下交易的风险不容忽视
一款几乎从未公开上架的咖啡却成了热销品：2021年11月至2024年8月，张某静依托直播间招揽买家，再引流至微信私下议价、转账，售出17万余元。该咖啡始终未在直播间所在平台正式上架。
有消费者表示，自己在喝了这种咖啡后出现心慌、恶心等症状。送检后，从咖啡中检出了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西布曲明。后来案发，张某静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五万元。
中国海洋大学私法研究中心主任瞿灵敏表示，这是一种典型的“公域引流、私域交易”做法，潜在风险不容忽视。私域卖家往往不具备经营资质，商品不经平台核验，也缺乏评价与投诉机制约束。
其实，日常生活中类似现象并不少见。比如，一些商家在短视频平台上或者直播间推介茶叶、水果、蜂蜜等农副食品，但并不挂商品链接，而是以“平台限制”“私聊优惠”等为理由引导消费者私下交易。
今年6月，浙江宁波镇海公安就通报了一起虚假保健品案，警方成功打掉一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团伙，抓获3名嫌疑人，查扣涉案虚假保健品千余盒。
案情显示，辽宁鞍山的周某以每粒1元进货，引流至微信后按每粒8元出售。消费者服用后出现心跳加快、头晕不适等严重副作用。经检测，这些所谓的“保健品”中含有违禁成分。
警方顺藤摸瓜，查明了其上游卖家安徽合肥的何某、吴某，他们在网购平台的店铺仅展示普通商品，一旦有人询问“特效保健品”，便引导其添加微信进行私聊交易，目的正是躲避平台规则约束。
瞿灵敏认为，私域交易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不法分子更容易逃避监管。含违禁成分的问题食品，可以在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情况下反复销售，而消费者无从辨识。
两起案例共同显示出，脱离平台私下交易导致风险预防功能落空，很多潜在风险要等到消费者人身受损才能发现，案发时损害结果往往已经造成。
不仅如此，由于交易脱离电商平台、以私下转账完成，通常缺乏订单凭证等完整交易记录。若消费者删除聊天记录，或手机等设备丢失、损毁，即使留有截图，也可能因缺少原始载体而被质疑证据效力。
瞿灵敏认为，直播平台应全面封堵规避平台和法律监管的交易渠道，应在醒目位置设置“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请勿脱离平台进行交易”等警示语，对引流话术进行识别并弹窗提示。
在上述虚假保健品案中，犯罪链条延伸至辽宁、安徽等多个省份，这种跨地域性，给打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带来了一定挑战。这也对跨域协作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
《意见》将网络销售列为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打击重点，有助于打破部门壁垒，对治理跨平台、跨区域、隐蔽性强的私域售假违法犯罪行为具有较强针对性。
瞿灵敏认为，从长远来看，直播间引流私域销售问题食品的最终解决方案必须诉诸立法。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增设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强化了平台“守门人”责任，这将为未来治理网络食品安全问题提供有力支撑。
莫让伪造证照成为“幽灵店铺”通行证
不少人有过这样的遭遇，点外卖时，软件页面上餐馆照片干净亮堂，月销千单，而实际却是深巷里连招牌都没有的出租屋，卫生条件差，厨师也可能没有健康证。
无实体门店、无合法证照，以及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不同，这种网上店铺就是饱受诟病的“幽灵店铺”。
2025年7月，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投诉，消费者网购“甜颜情书蛋糕”，因蛋糕直接插有鲜花，而质疑其食品安全。该店铺线上宣称拥有378家连锁门店，证照公示齐全。但执法核查发现，其北京二十余家网点全部没有实体门店，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均系伪造，是典型的“幽灵店铺”。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研究员刘金瑞指出，消费者发现问题店铺后通常会选择向平台投诉，但相关店铺即便被平台下架，也很可能换一套证件、换个账号“复活”。这也滋生了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违法犯罪行为。
在“两高”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一起为方便不法商家注册“幽灵店铺”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案例。
2024年至2025年7月，罗某华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在网上招揽客户，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最终，罗某华因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获刑六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记者检索发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向平台提供者提交真实、有效的经营资质证书，不得使用虚假或者他人的经营资质入网提供餐饮服务。
就在今年5月，美团外卖要求新入驻商家须上传“一镜到底”门店视频，画面须连续、无剪辑，完整展示门店门头、经营环境、后厨实况及资质等情况，严控“幽灵外卖”风险。2025年，饿了么也以AI智能识别技术和人工复核相结合的方式，严格查验门头图、内景图、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资质的真实性。
刘金瑞认为，要打击“幽灵店铺”，除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外，还应建立平台和监管部门、司法执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同治理机制。
目前，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试点推行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监管部门直接向外卖平台发送电子经营资质，打破外卖平台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刘金瑞建议股票配资在线，未来还可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信息共享核验推广到所有网络食品经营领域。（记者 王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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