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金山法庭负责人彭焕钦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起诉状。原告是年仅13岁的女孩小苏正规股票配资推荐，被告是她的亲生父亲苏某。
“法官叔叔，我妈妈一个人养我太辛苦了，我想让爸爸给我点抚养费。”法庭上，小苏低着头，声音很小，几乎听不清。坐在她身边的母亲肖某早已红了眼眶。
原来，肖某与苏某早年恋爱同居，2012年生下女儿小苏后，两人因感情破裂分手。从2015年开始，肖某便独自带着女儿生活，苏某再也没有支付过抚养费。
“孩子刚出生那几年，他还偶尔来看过，给过点钱。但自从2015年10月之后，就再也没露过面，也没给过一分钱。”肖某抹着眼泪说，“我一个女人打零工，每个月赚的钱刚够房租和吃饭。现在孩子上初中了，学费、书本费、营养费，到处都要花钱，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法院起诉。”说起这些，肖某的声音里满是无奈。
起诉状上，小苏要求父亲支付从2015年10月到2026年3月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8.9万元，并从2026年4月起每月支付1500元抚养费直至成年。
看着眼前这个瘦弱的女孩，彭法官的心揪了一下。他知道，这起案件看似是简单的抚养费纠纷，背后却牵扯着一个孩子十年的成长缺失。如果简单下判，不仅父女关系可能彻底破裂，抚养费的实际执行也会面临很大困难。
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彭法官启动了先行调解程序。但第一次上门调解，就吃了闭门羹。
“我没钱！再说了，女儿跟着她妈，凭什么让我出钱？”在村委会里，苏某一见到法官和村干部，脸色立刻沉了下来，抵触情绪很明显。
“这不是钱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彭法官意识到，要解决这起纠纷，首先要破除苏家陈旧的思想观念。他迅速运用“庭所共建”机制，通过法庭牵头成立的家庭教育指导站，搭建起“法院主导、检察支持、妇联参与、综治协同、村委配合”的多元调解小组，决定从思想根源入手。
调解小组一次次上门，以拉家常的方式和苏某一家人沟通。
“小苏不管跟着谁，都是你的亲生女儿，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村支书语重心长地说，“血浓于水，你想想，你现在对她不管不问，等你老了，会不会后悔？”
“《民法典》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彭法官拿出法律条文，一字一句地解释，“抚养孩子是法定义务，不是你想不给就能不给的。如果判决后你拒不执行，不仅会被列入失信名单，还可能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时候影响的不仅是你自己，还有你儿子的前途。”
妇联的工作人员也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角度做起了工作：“你知道吗？这十年，小苏看着别的小朋友有爸爸疼、爸爸接放学，心里有多难受。孩子现在正是青春期，最需要父爱的时候，你这个当爸爸的缺席了十年，已经对不起孩子了，难道还要继续错下去吗？”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也依法启动了支持起诉程序，协助调取了出生医学证明、肖某的收入证明、小苏的学习生活开支等关键证据，为维权夯实了事实基础。
一次次登门，一遍遍沟通，苏某心里的坚冰开始慢慢融化。
“你还记得小苏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吗？”一次调解中，彭法官突然问苏某。
苏某愣住了，张了张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她最喜欢吃你给她买的草莓。”彭法官说，“小苏妈妈告诉我，小时候你每次去看她，都会给她买草莓，她总是举着草莓跟小朋友们炫耀‘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这些年，她再也没吃过草莓，说没有爸爸买的甜。”
听到这里，苏某突然红了眼眶，低下头久久没有说话。
彭法官趁热打铁，拿出了小苏的作业本和奖状。“你看，孩子多争气，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几名，还评上了三好学生。她在作文里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爸爸能来参加一次我的家长会’。”
“我……我不是个好爸爸。”苏某的声音哽咽了，“这些年，我总觉得女儿是外人，对不起她……”
见时机成熟，调解小组引导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抚养费的具体方案。考虑到苏某的实际经济能力，也为了让抚养费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调解小组提出了分期支付的方案：苏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直至小苏成年；拖欠的9万元抚养费，从2026年4月起每月支付2500元直至付清。
同时，彭法官向苏某发出了《家庭教育责任告知书》，详细解释了《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告诉他抚养孩子不仅是给钱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陪伴和教育。苏某主动签署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承诺书》，承诺每月至少探望女儿两次，切实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肖某也表示，会积极配合苏某探望孩子，共同为孩子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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